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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再也没听到过这样的事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我还是当选了，而且像往常一样全体一致通过的。

    这件事我想可能是州议会的议员们不喜欢我近来跟州长的参议会走得太近，因为历任州长与他的参议会在军事准备问题上和州议会一向有分歧，州议会对此也比较头痛。

    议员们不愿意仅仅因为我热心办军事训练而把我免职，但是他们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借口，只好希望我自动离开议会。

    其实，我有理由相信假如参议会没要求州议会积极协助的话，他们双方也不会反对国防建设的。

    我发现有很多人，虽然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不会反对防御性质的战事，实际上这样的人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关于国防问题双方发表了许多小册子，有一些赞成国防的小册子还是一些优秀的教友会的教友写的。

    这些文章说服了大多数年轻的教友会教友。

    有件事让我了解了消防队大多数人的看法。

    有人提议为了资助炮台的建设起见，我们想用当时消防队的约六十镑的资金来购买彩票。

    根据当时我们的法律规章，动用资金必须在提案提出后的下一届会议中通过才行，消防队有30会员，其中22个是教友会的教友，仅仅8个会员属于其他教派。

    我们8个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知道有些教友会教友将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我们的主张最终究竟会不会获得通过，我们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有一个教友会教友，詹姆士莫里斯先生，出席反对这一提案。

    他对于这一提案的提出深表惋惜，因为这个提案所有教友会的教友都反对，它引起了各派的争执，这种纷争或许会导致消防队的解散。

    我们向他解释，这样的结果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少数派，假如教友会的教友反对这一提案，在投票表决时票数多于我们，按照议事规则我们必须服从多数，而且别无选择。

    讨论提案的时候到了，就有人提议进行表决，按规章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表决，但是他确信有许多教友会教友是会来投反对票的，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就应该等他们一小会儿。

    当我们正在争论时，一个侍者跑来告诉我楼下有两位绅士要见我。

    我跑下楼一看，原来是我们消防队的两个教友会教友，他告诉我还有8位会友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来参加会议和我们一起投赞成票，但是他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

    因为如果他们投赞成票的话，他们的长者和朋友们和会责难他们。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不用他们出席而通过议案的话就不要叫他们来协助。

    这样一来，我们胜出的把握就又多了一成了，我回到楼上，假装犹豫了一阵后就同意延长一小时。

    莫里斯先生认为这样做是十分公正的。

    但是他的同盟者一个也没有来，这使他十分诧异也十分恼火。

    一小时以后我们就以八比一的多数通过了这一议案。

    因为在22个教友会成员中，8个愿意跟我们投赞成票，13人弃权，表示他们不愿意投反对票，所以按照我的估计我认为真正反对国防的教友会教友的比例仅是1∶21。

    这些不愿投反对票的教友全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在他们中间声誉颇佳，而且也都知道这次开会要讨论的议程。

    一位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洛根先生，他一直是教友会教友，他写了一封致教友会教友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支持修建防御性工事，并且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并且交给我60镑为炮台去购买奖券，并且言明如果彩票中奖，奖金全部捐作修建炮台之用。

    关于防御性工事，他随后告诉了我一个关于他以前的东家威廉潘的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的老板威廉潘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洲，那时他只是个秘书。

    碰巧那时是个狼烟四起的多事之秋，有一只武装了的船紧紧地追赶着他们的船，他们猜想那是一条敌船。

    船长于是下令开始准备抵抗，但他告诉威廉潘和他的教友会随从说，不指望得到他们协助，他们可以呆在甲板上也可以躲到舱里。

    于是他们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洛根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宁愿呆在甲板上。

    船长就命令他看守一尊炮。

    这个假想的敌船，实际上是一只友好的船只，所以没有爆发战争。

    但是当这位秘书下去报告消息的时候，威廉潘严厉地责备他的行为，说他违反了教友会的教规，参加船的保卫工作，特别是因为船长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

    威廉潘当着众人的面责骂他，惹恼了这位秘书，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为什么不命令我下去呢？

    但是当情势危急时，你很乐意我留在上面协助保卫船只啊！”

    州议会中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教友会的教友，而且一向都是教友会教友，我在议会多年，常常看到当国王命令他们通过增加军费预算时，由于他们原则上反对战争，所以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左右为难。

    因为，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得罪英王政府而直接了当地拒绝拨款，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顺从国王的意旨，违背他们的原则，而触怒他们教友会的朋友。

    因此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托词来推脱，而每当无处可逃非顺从不可时，他们就会想出各种欲盖弥彰的方法来。

    最常用的方法是“供国王的应用”的名义下通过拨款，但从不过问该款的具体用途。

    但是假如请求拨款的命令不是直接从国王那来的，这个借口就不太适用了，他们就不得不另外想出一些花样来。

    比如，新英格兰的政府因缺乏火药（我想是为了防守路易堡）请求宾西法尼亚拨给一些火药，托马斯州长极力主张州议会应当加以援助，但是州议会无法明目张胆地拨钱给其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要素之一，但是他们可以在支援新英格兰购买粮食、面粉或其他粒状物的名义下拨款3000英镑，款项由州长掌握。

    有些参议会议员想给州议会更多的麻烦，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它不符合要求，但是州长回答说：“我接受这笔钱，因为我了解它的实际意义。

    所谓其他粒状物就是指火药。”

    因此他拿来购买了火药，州议会也从不反对州长这样处理。

    在我们消防队里，当我们担心购买奖券的议案不能通过时，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我对我的朋友辛格先生（我们的一个队员）说：“假如我们的提议通不过的话，就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来购买一架防火机器吧，教友会教友不会反对这件事的，接着你就提我的名，我提你的名，我们俩就组成委员会去购买，到时就买他一尊火炮，这当然也是一架“防火机器”呀！”

    他说：“你在州议会呆了那么久，终于也有进步了。

    你这双关的计划简直可以与他们的‘粮食或其他粒状物’相媲美了”。

    教友会把反对任何战争作为他们信守不渝的一条原则肯定下来并把它向社会公布出去了，虽然在后来的活动中他们改变了主张，但是当时这些反战原则已经有言在先，所以不可能轻易地推翻它，免得在公众中落个出尔反尔的形象。

    教友会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让我想起了我们中间的一个教派，叫做德国浸礼会，他们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比较审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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